潘懋元，出生于1920年8月，广东揭阳人。厦门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我国著名教育家、高等教育学学科奠基人、开拓者。荣获2014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称号。

凡是跨入厦大教育研究院的师生，都会晓得潘老师作为高等教育学科的“掌门人”，有许多让人难以忘怀的保留节目。于我而言，或许是因为更早入“潘门”的缘故，发现潘老师的故事实在太多，而我则把这些“故事”称之为保留节目。综合起来大致如下：作为一位学术机构掌门人的保留节目，作为一位学者的保留节目，作为一位教师的保留节目，作为一位长者的保留节目，以及带学生“游学”的保留节目……这些保留节目对于在校师生而言，是一种难得的人生体验。对于已经毕业的学生而言，则已成为一种“薪火”。这些保留节目在经历了历史沉淀之后，亦如陈年老酒发酵，历久而弥香。

作为一位学术机构掌门人的保留节目。从潘老师担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后改为教育研究院）的第一任所长开始，每周一的学术例会是保留节目，每年举行院庆是保留节目，每年开一次学术会议是保留节目；进入新世纪，每年开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是保留节目，出国回来都要做访学汇报是保留节目，学生外出调研回来做考察汇报是保留节目，参加重要学术会议回来传达会议精神是保留节目，每年目前最好的足彩app的迎新大会召开之后回到院里召开学院的迎新会议是保留节目，在学院的迎新会议上讲校史、教唱校歌是保留节目，每年校庆大会结束后召开学院大会颁发奖学奖教金是保留节目，每年12月31日召开迎新晚会是保留节目，大年初一举行团拜会是保留节目……

作为一位教师的保留节目。潘老师从教85年，在厦门大学当教师近70年，不论刮风下雨，不停课是保留节目，每学期开课前用半个月或一个月备课是保留节目，学生交上来的作业和论文或毕业论文逐字逐句修改（包括标点符号）是保留节目，给博士生上课从读书开始、以报告结束是保留节目，每年给博士生授课、结课以后，请学生吃饭，饭桌上总结回顾本门课程，并谆谆教导如何进行高等教育研究是保留节目；课程汇报讲得好的同学，要到学院做学术报告是保留节目；潘老师住在校园东村“别墅”时，总是把客人送到院子大门口，现在住到了高层楼房，每次都是把客人送到电梯口是保留节目；每一届学生毕业离校时去家里跟潘老师告别，他总是叮嘱常回“家”看看是保留节目……

作为一位学者的保留节目。每年带领一年级博士生到外地调研是保留节目，周六晚上在家里开沙龙是保留节目，参加学术会议从不提前离会是保留节目，站着作学术报告是保留节目，“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是他的口头禅，听别人作报告永远记笔记是保留节目；每次在厦大开学术会议，他前一天晚上必定会去看望与会的重要嘉宾是保留节目，出差外地期间举办沙龙是保留节目，每当研究生答辩作为导师介绍答辩同学的情况时站着介绍是保留节目，每年开学返校注册日必须到场是保留节目，在新年晚会上用学生的名字猜灯谜是保留节目，出差带上《新华文摘》和《中篇小说选刊》两本期刊是保留节目，上衣口袋里永远带着两支笔（一红一蓝）是保留节目，衣服兜里永远装着手帕是保留节目……

作为一位长者的保留节目。每年腊月二十九请未回老家过年留校的同学到家里吃一餐年夜饭是保留节目；听说学生结婚生子送个小礼物是保留节目，学生的家人到了厦门请吃一餐饭是保留节目；端午节请学生吃粽子、元宵节请学生吃汤圆是保留节目，团拜会上发红包是保留节目，学生带孩子给潘老师拜年，他总会给小孩发红包是保留节目，出差期间尽可能到学生家坐坐是保留节目，得知学生在生活上遇到困难一定给予补贴是保留节目，每到外地出差如有时间一定去看望老同志是保留节目……

每个人在潘老师身边的时间不同，对这些保留节目的记忆不同，而我几乎经历了这些全部的保留节目。这些保留节目已经成为教育研究院的一种院规、一种门规、一种印记。今天回想潘老师这些保留节目时，实在说不清楚这些保留节目究竟是属于制度还是属于文化？究竟是属于传统大学文化还是属于现代大学制度？究竟是一位“老式”学者的斯文所致还是学术共同体的应有基因？它们不是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的生硬文本，也没有行政的压力要求强制执行，而是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久久挥之不去。老子云：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潘老师的这些保留节目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师生的言谈举止，就是一种不言之教。这些保留节目，如一颗颗珍珠串起教育研究院的大爱情怀，亦如一朵朵花攒起春天的繁花似锦。著名教育家雅斯贝尔斯曾有一句名言：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对于这句话，人们过去目前最好的足彩app的理解是课堂教学，但其实是在说课堂之外的教育力量，潘老师的这些保留节目就属于这样的教育力量。

潘老师出差尽可能带一位学生也应该算是保留节目。在教育研究院，众多学生常常将陪同潘老师出差描述为“从游”理论，而我对这种“从游”深有体会。在攻读博士期间和走上目前最好的足彩app管理岗位之前，我应该是与潘老师“从游”最多的人。人们一般会认为陪潘老师出差是一件“苦差事”，但我从来没有任何“苦”的感觉，反而是一种享受或轻松。因为师徒同行，你也可以感受到他作为长者的保留节目。例如，与潘老师出差，你不必担心出差日常用品带的不全或者不够，甚至你什么都可以不用带。如，我不带烟和茶，他一定有带；我的烟和茶带少了，他那儿一定有存货；我忘了带领带，他一定有两条领带在包里；你不要怕头疼脑热，他总会带上常用药；不要怕赶不上吃饭时间，他总会带上一些点心；不要怕晚上走夜路或宾馆停电，他总会有手电筒；不用担心机场托运或领取行李，他总是会推车（他认为行李车有拐杖的功能）；不用担心学术活动之余的旅游会迷路无趣，他早已做足了功课，出行路线谙熟于心、地图望远镜随身携带……我常常窃喜，做潘老师的学生，幸福之感溢于言表，付出不多，收获却不少。不过，你需要知道：潘老师不喜欢别人给他点烟，不喜欢别人给他洗衣服，最不喜欢的是别人给他夹菜……切记：他能自己做的事，不愿意叫人帮忙。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学者的品位，故跟随潘老师出差，也就有了游历名山大川的“必修课”，这也应该算是保留节目。究竟与潘老师登上的山有多少座，已难以记全，印象中有西藏的米拉山、山东的泰山、陕西的华山、辽宁的笔架山和凤凰山等。每每回忆起与潘老师游历天下名山的情景，古代文人墨客那种游目骋怀、直抒胸襟、酣畅淋漓的劲道油然而生。或如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豪迈，或如屈原“上下求索”之追寻，或如李白“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之奇景……

我也愿意把抽烟作为潘老师的保留节目。尽管这个保留节目有点儿难登大雅之堂，殊不知在教育界有人提出过“泡菜坛子”理论，我则把这个理论比喻为“ 熏”，即在烟的“ 熏陶”中学习。潘老师的第一个博士生王伟廉师兄抽烟，我进入师门后也开始“上瘾”，我们从没有比过谁的“烟瘾”大，倘若真比可能也难分上下，但潘老师抽烟的自控能力很强。一般在开会或听报告时，如果听得不尽兴或与我无关，我会不自觉地溜出去“ 吞云吐雾”。可潘老师从来不会这样做，只是通常在会议结束时点上一支烟，他第一口吸下去，几乎就可以吸进去半支。之所以发现这个细节，还得益于王伟廉师兄的“ 点拨”。回想当年，伟廉师兄与我都是烟民，师徒三人坐在一起抽烟的场景与酒鬼喝酒的场景如出一辙，我和伟廉就是在这种三人“喷烟”的过程中，不断地受到老师的熏陶。而我在潘老师的烟熏火烤中，似乎也体悟到了潘老师的“真经”。他能把最简单的事情坚持一辈子，如坚持记笔记；也能把最难做的事情坚持一辈子，如建立一个新学科，“坚持”和“定力”，是潘老师身上最宝贵的精神品质。当然，也正是这种精神品质，促成了众多学子的心向往之，促成了潘老师高等教育学之成就。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内，看到这样的学者实乃少数。

师从潘老师30余年，从他身上有时亦感受到“尽信书不如无书”，因为潘老师本身就是一部读不完的书。在我走上目前最好的足彩app的管理工作岗位之后，我把潘老师看成是高校教学管理的“活字典”。特别是在我从事目前最好的足彩app管理工作期间，一直分管教学工作。每当遇到问题，我都会向潘老师打电话求教。我问过他：您上大学时，有“专业”这个概念吗？学生考试“挂科”，究竟是“补考”好还是“重修”好？开学时学生未按时注册，该做何种处理？学生打架，该如何“惩罚”？到底是“三学期制”好还是“二学期制”好？到底是“学分制”好还是“学年制”好？……这样的问题实在不胜枚举，我也记不清潘老师究竟给我当了多少回“字典”。他源源不断又出乎意料的解答，犹如让我“重修”了一遍中国高等教育史，也让我有幸如身临其境般与历史对话！

院友中，有人把潘老师比喻为园丁，有人把潘老师比喻为红烛；有人把潘老师比喻为松柏一棵，有人把潘老师比喻为火光一簇；有人把潘老师比喻为拓荒者，有人把潘老师比喻为引路人……此刻，我则认为潘老师是时中之师。因为他是从汕头时中中学走出来的学子，是真正的时中之子，他的高等教育思想是时中之道，最后达成的是时中之境。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为人师者的宽容与大爱，也在他身上看到了治学的坚定与从容，更努力践行着他在一言一行中传授的“无字真经”。岁月在我脸上刻下皱纹的同时，也在我心里掀起更深的涟漪。因为，跟随潘老师治学，让我更加明白如何做一位老师，甚至如何做一位好学者，他是一本读不完的“天地大书”。

任何人都很难与岁月抗衡，可潘老师偏偏与时间赛跑。潘老师百年受教、从教、研究经历，是中国百年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国百年教育的活教材。他是一部观测中国百年教育的探照灯，穿透了中国百年教育的时空；又像一条金丝线，把中国百年教育的点点滴滴“串”了起来。潘老师一直与时俱进，他几十年如一日，谦虚勤勉、孜孜不倦、捧着一颗心不断求索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作为学生，有师如此，弟子何求？

很荣幸年逾花甲的我依然能幸福地做一名学生，一名潘老师的学生。在教育研究院，他人都称潘老师为“先生”，只有我一个人称他为“潘老师”。有人一直不解，甚至好奇。有“好事”的师兄弟曾问我：“大光，你为什么不称‘先生’，而称‘老师’？”我说：“这是我们师生之间的秘密，也是我的‘专利’，现在还不到‘解密’的时候。”在我看来，潘先生是所有人的潘先生，潘老师是我一个人的潘老师。

仅以此文献给潘懋元老师期颐之年。

（本文作者系厦门大学原副校长 邬大光）